说起三国，许多人都会想到诸葛亮的“多智而近妖”。甚至，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诸葛亮就是个能“呼风唤雨”的奇人。

这个认知，显然与历史人物有很大的出入。可从三国题材的诸多衍生作品来看，种种神奇现象以及超出常人的事迹，却是非常普遍的。

不仅诸葛亮的“智慧”难以想象，就连不少武将，也绝非一般人。赵子龙能七进七出，张飞一言喝退百万曹兵，关羽手持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杀人如砍瓜切菜一样容易。

这倒还好，作为三国正史衍生作品中的巅峰之作，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更是出现了很多“神仙*怪”，既有不可思议的法术，也有超出常人的神人。

一、小说《三国演义》中的神异描写

传统的“四大名著”，其实都带点“神仙”色彩。

《红楼梦》里，有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也有绛珠仙草为了报恩而转世；

《西游记》不必多说，乃是古典神魔小说的集大成者；

《水浒传》同样如此，这里有神行太保戴宗的一日千里；也有宋江入梦，得到九天玄女传授的天书；更有入云龙公孙胜的正宗道法，帮助水泊梁山在战斗中无往而不利。

相较于前三者，《三国演义》虽然没有这么多神奇的人物、道法，但在它的每一个章节中，都获得或少存在一些关于神异之事的描写。

预言、星象、占卜、相术、谣谚、入梦、通灵、观星、天象、*神……

三绝之一的“智绝”诸葛亮，便掌握着很多神异的本领。比如说相术，在见到魏延时，诸葛亮便立即看出这是一个“脑后有反骨”之人；又比如诸葛亮的未卜先知之能，庞统、周瑜、赵云等人的去世，皆有所征兆。

《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提到：

“孔明在荆州，夜观天文，见将星坠地，乃笑曰：‘周瑜死矣。’”

第七十七回中也有类似描述：

“夜观天象，见将星落于荆楚之地，已知云长必然被祸。”

说到云长被祸，这里又正式提到了*神之说。在关羽遇害之后，其灵*竟然现身，帮助儿子关兴捉住了仇人潘璋；随后，在东吴的庆功宴上，吕蒙又被关羽的灵*附体，对着江东文武破口大骂。

类似的情节，还有于吉**向孙策索命的事情。

当然，除了这些“神仙*怪”，小说中的很多人物，也给予了读者一种不真实之感。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诸葛亮。

在“草船借箭”、“七擒孟获”、“空城计”、“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等一系列经典桥段中，诸葛亮“多智而近妖”的想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了这些故事的铺垫，诸葛亮会未卜先知、能掐会算的神异本领，似乎显得不那么突兀。似乎在这个人身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了解到这一点，其实就不难发现：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一些“神仙*怪”，其实是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一种另类继承。

一方面，类似“空城计”、“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等故事，大多出自于裴松之的注解；而另一方面，裴松之的注解中，同样出现了不少“神仙*怪”的传说。

可以说，小说《三国演义》中的“神*”色彩，很大一部分便受到了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影响。

二、裴松之注《三国志》中的“神异”色彩

与小说《三国演义》一样，裴松之在为《三国志》补充材料时，便曾引用了大量的“神*异闻”，且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带有“神*”色彩的传说，一个则是突出人物“特异功能”的记载。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诸葛恪之死。按《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搜神记》记载：

“恪入，已被杀，其妻在室，语使婢曰：‘汝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顷愈剧，又问婢曰：‘汝眼目视瞻，何以不常？’婢蹶然起跃，头至于栋，攘臂切齿而言曰：‘诸葛公乃为孙峻所杀！’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寻至。”

其大概意思是说：诸葛恪在宫中被杀之后，他在家里的妻子却突然在婢女身上闻到了一阵血腥味，于是其妻便向这个婢女询问。这个婢女先是一呆，随后猛地一窜，就这么浮在了半空中，紧握拳头切齿道：“诸葛恪已经被孙峻杀掉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志》原文之中，一向惜字如金的陈寿，在描写诸葛恪之死时，也提前做了很多的铺垫。

诸葛恪进宫之前，其实遇到了很多怪事。比如，一个身穿孝服的人，莫名其妙出现在了诸葛恪的办公室；又比如，诸葛恪出征之时，中*营帐的顶梁柱却离奇断裂；后来，诸葛恪即将入宫，却又被家里的老狗咬住衣服……

为了暗示诸葛恪的结局，陈寿先后记载了五件颇为离奇的事情。而裴松之所从《搜神记》中注引的这段材料，更是为诸葛恪之死增添了几分离奇色彩。

此外，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梦验描写，也受裴松之注《三国志》影响颇深。

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本是一帆风顺，可裴松之此时却注引《蜀记》，称关羽梦到了“猪啮其脚”，一时间，关羽也不自信了，反而对儿子关平说了一句“吾今年衰失，然不得还”。

与之类似的梦境，还有不少。孙权、孙策的母亲吴夫人在怀孕期间，曾梦见月和日入怀，此兄弟二人出生后，果然异于常人；曹魏谋士程昱入梦，见“泰山捧日”，疑似在暗指曹操有称帝之念。

更为荒诞离奇的是，裴松之还注引了一些“男人变女人”的案例。

按《三国志·周群传》注引《续汉书》：“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为女人。”

又按《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蜀本纪》：“

武都有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好，盖山精也。”

男人如何变女人？说起来，裴松之其实是想借这种荒诞之现象，来暗示王朝更替；但想要达到这种目的，裴松之能采取的办法有很多，而他，却偏偏选择了这种看似离奇荒诞的“神异故事”。

由此可见，裴松之对于“神*色彩”的异闻，带有明显的偏向与喜好。

除了上面提到的传说之外，裴松之也花费了不少笔墨来描写一个人的“特异功能”，在他的笔下，一些天才、异人、名将、相士、神医，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代表性的人物，除了前面提到的诸葛亮，还有赵云。赵云的“特异功能”，就是他几乎完美的人物形象。

实际上，《三国志》原文对于赵云的描写，的确有限。而真正将赵云捧上“完美武将”形象的，便是裴松之了。为此，他引用了《云别传》中的大量精彩描写，将赵云这个人物展现得淋漓尽致。

能看出来，裴松之对赵云非常喜爱，甚至用传统儒家的“五常”来要求这个人物，让他做到了儒家倡导的忠、义、仁、礼、智、信、勇。

赵云在公孙瓒麾下不受重用，刘备向他伸出橄榄枝，赵云莫不敢忘，在为兄长守孝之后，他按照之前的约定，不辞劳苦找到了刘备，此为“忠信”；

赵云入桂阳后，前太守赵范想要将嫂嫂送给他，赵云“固辞不许”，此为“礼”也；

“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赵云据理力争，引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典故，劝说刘备打消了这个念头，此为“仁义”；

汉中之战期间，赵云固守营寨，却遇曹兵奇袭，千钧一发之际，赵云急中生智，反而广开营寨大门，上演了一场“空营计”，于是“曹*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此为“智勇”双全。

对于各种具有特殊才能的人，裴松之也非常乐于为他们增补许多事迹。

比如曹丕，除了能当皇帝，还擅长剑法、下棋。

按《三国志·文帝纪》注引《典论》：

“尝与平虏将*刘勋、奋威将*邓展等共饮……因求（邓展）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芊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

又按《三国志·文帝纪》注引《博物志》：

“帝善弹棋，能用手巾角。时有一书生，又能低头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棋。”

此外，还有华佗的神奇医术、马钧的跨时代发明、夏侯荣的文思泉涌、杜夔的音律造诣、管辂的占卜与相术、葛洪的仙家本领，都让读者为之惊叹。

当然，这些神奇的人和事，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还有待商榷。

三、裴松之偏爱“神异”色彩的原因

上述可知，裴松之对充满“神异”色彩的人和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甚至在一些注引的材料中，能看出他有“猎奇”的心思。

这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毕竟，裴松之的作史态度一向是严谨的，还被人冠以“取材审慎，史德甚高”的美誉；而他为《三国志》注引的诸多材料，更是极大丰富、提升了这部史料的内容。

这样一位史学大家，为何独独偏爱这些看似荒诞离奇的材料呢？

从主观角度来看，裴松之所在的年代，还未出现科学的启蒙。受时代局限性所影响，大多数人对于一些“神异”之事，都持有相信的态度。

其实，无论是陈寿，还是裴松之，在选取史料之时，往往都会受到谶纬、五行、感性等学说的影响。

前文提到的“诸葛恪之死”，便很好说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

按《论衡祸虚篇》记载：

“世谓受福祜者既以为行善所致，又谓被祸害者为恶所得。以为有沉恶伏过，天地罚之，*神报之。天地所罚，小大犹发；*神所报，远近犹至。”

诸葛恪掌权时，不思进取，穷兵黩武，让不少百姓和将士苦不堪言。而他的遇害，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发生的。

陈寿、裴松之不惜花费大量笔墨，用种种“神异”之事，提前为读者暗示了诸葛恪日后的悲惨结局，其实正是印证了汉晋年间广为流传的“因果报应”之说。

而从裴松之引用的诸多材料来看，对于一些“神异”事物，裴松之本人是相信的，而且，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不惜查证了大量资料。

在《三国志·鲜卑东夷传》中，裴松之提到了一种神奇的马儿，因其身材矮小，主人骑着这种马，甚至能在果树下随意穿行。

于是，为了证明这种神奇生物的存在，裴松之信誓旦旦在后面说道：“臣松之按：果下马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故谓之果下。见《博物志》、《魏都赋》。”

再从客观角度来看，裴松之爱“神异”好“猎奇”的原因之一，也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很深的联系。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入手，不难发现，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猎奇心理，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能用一种新奇的方式，反映出真实的历史，这就是所谓的“用史笔写志异”。

对此，《隋书》中曾有解释：

“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物奇怪之事，……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

在这些志异小说中，《搜神记》出场的评率当为最高。“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尽管这本书收录了很多“神仙*怪”之事，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出了社会现实，以碎片化的方式，为后人展现出了一段段真实的历史。

因此，不仅是裴松之对《搜神记》有大量引用，其他史书诸如《晋书》、《宋书》、《后汉纪》、《续汉志》、《汉晋春秋》等，也对《搜神记》多有引用。

借志怪之事，写历史之实，恐怕只有在魏晋这个特殊时代，才能看到。

而身处这种环境下的裴松之，在作史时也难免受此影响。为了论证自己引用的史实，他采取一些神异之事，反而更能让人接受。

最后，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为何裴松之要对一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多著笔墨呢？

其实，这正是魏晋时期的士族，对于追求个性解放的真实写照。

随着玄学、道佛思想的兴起，儒家不在一家独大，因此它对人们的禁锢也大大降低。为了追求个性的解放、崇尚精神上的自由、进行认真的自我反省，越来越多的士族开始了“不务正业”，进而发展出了适合自己的特长和爱好。

裴松之出身于河东裴氏，乃天下之名的高门望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裴松之并没有受到多少束缚，也没有像多数人那样钻研经学，反而一心做起了史学。

在他的心里，自己从事的这项爱好（或者说是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感同身受之下，裴松之对于一些拥有“特殊才能”的人，也自然多出了几分注意。

换言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提到的各方面“特殊人才”，其实也恰恰说明了：魏晋这个时代，是允许世人朝着多方面来发展的。

这不仅是一种赞许，更是一种鼓励。

参考文献：《三国志》注、《搜神记》、《论衡》、《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