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后期的霸主阖闾是《左传》中刻画得非常出色的人物。概括起来说，作者描写的雄主这一系列人物，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特征。首先，这些能够在历史上建立了一定功业的国君霸主，大都能对所处的形势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哪怕是宋襄公，也做了几天图霸的美梦。宋襄公并非贤君，却也同样是个时代的产儿。

为什么这样说呢?宋国是殷商后裔，宋国的开国国君是微子启，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同母庶兄，《史记》称其为微子开，是为了避汉景帝的讳，汉景帝名刘启，是避他的讳，写作微子开。在周公平定武庚的叛乱之后，把商的旧都周围的地区分封给微子启，建都在商丘。宋国在春秋时期只是一个中等国家，一直积弱不振，主要原因是宋国宗法制度稳固，强宗大族擅权，政治上因循守旧、积重难返。

宋国本没有争霸的条件，只因当时“齐桓既没，晋文未兴”，宋襄公在僖公九年即位后，连续几年侵伐小国取得了一些胜利，促成了他的争霸野心，欲跻身霸主之列。但他是徒有霸心而无霸术。僖公二十一年鹿上之会，他想求楚人帮他召集当时的小国，结果自己反被楚人抓，为楚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他自己认为宋国是“亡国之余”，更应该显示他的“君子仁德”，因此在泓之战时“不鼓不成列”，还说“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即不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抓老年的敌人，以此来显示他的“君子仁德”，来弥补他的“德有所阙”，结果是反胜为败，自己也被射伤大腿，只能落个身败名裂的结局。

这就是时代的风云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愚蠢可笑的人物。时代能造就英雄，但又要依靠英雄个人素质的高低与对机遇的把握。在众多的霸主之中有不少人是经过激烈的夺权斗争才登上国君的宝座的，如齐桓公、晋文公、晋悼公等，或许因为经历了创业之艰难，所以他们一旦登上历史舞台，便能在复杂的斗争中抓住机遇，准确地把握着形势发展的潮流，掌握着时代导向的航标，巧妙地利用政治风云的助力，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其次，顺应着时代的潮流，他们都有比较明确的民本思想，知道重民、养民、爱民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因此能内修国政，励精图治，安抚百姓，视民如子。

作者尤其详细记载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晋悼公等人物改革弊政、恤民治国的实事。他们实行的一系列抚民利民的措施，使国家安定，国力强盛，因此具备了扩张称霸的基础。其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上帝鬼神的虚幻与不可靠，也看到成功的获取在于国力的强大、民心的归附。这些，无疑地代表着当时的先进思想，也是他们事业上取得成功的思想力量。再次，他们大都能择善使能，重用贤才。如齐桓公之用管仲。齐桓公即公子小白，他和公子纠争夺王位的时候，和管仲曾经有一箭之仇。齐桓公用管仲，不计前嫌，这成为历史上的佳话。秦穆公“举人之周”“与人之壹”，也成为历史上选贤使能的楷模。晋文公霸业显赫，其成就似乎更多地要归功于他手下的狐偃、赵衰、先轸等一大批贤臣，他是以知人善任成就功业的。其实，“谲而不正”是霸主们的共同特征。

就说齐桓公“正而不谲”吧。我们举个例子看看。闵公元年，齐桓公派大夫仲孙湫慰问鲁国之难，因为鲁国庄公死后，庆父把持政权，把刚立的子般杀了，又立了闵公。实际上鲁国发生了庆父之乱，有一句成语叫做“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就是仲孙湫回齐国后说的。仲孙湫回国汇报后，齐桓公关心的是：“鲁可取乎？”也就是说“鲁国可以占领吗？”可见慰问鲁难是假，觊觎鲁国是真。僖公九年葵丘之会，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周天子派人给齐桓公送祭肉，齐桓公在盟会上要下拜接受祭肉，周天子的使者说，天子说你年纪大了，又有功劳，不要下拜了。

齐桓公说，天子的威严在此，我岂敢不拜啊。于是下拜接受祭肉。这简直是一场闹剧表演，也是作秀，因为齐桓公对周天子的态度，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还有楚庄王，虽然号称仁德之君，但是宣公十三年他派申舟聘齐，故意不假道于宋而诱使宋国杀死申舟，以取得伐宋的借口。以上这些，哪里是“正”？因为争霸斗争当中是不可能“正”的，不可能是用“正而不谲”的手段来取得霸主的地位，来获得周围小国的拥护。相反的，宋襄公可谓“正”矣：“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禽二毛”，这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不但使他为楚国所败，甚至连性命也搭上了。

所以，“谲而不正”是激烈争霸斗争的必然产物，是政治斗争环境中铸就出来的性格，这便是历史人物的时代特征。君王的形象我们就讲到这里，因无法再一一列举，大家读《左传》时可以自己再去体会总结。贤臣这一层次的人物，除冯李晔所说的子产外，还有晏婴、叔向、赵盾等人。《左传》中的贤臣人物，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他们虽是辅弼之巨，却不像后来封建社会皇权极端集权化之后的辅臣，只能做些谏议疏导、补苴罅漏的工作。而春秋时期不一样，他们权力比较大。他们一旦登台执政，便以一身任一国之安危，决定和主宰着国家的命运。